法国当地时间5月24日，导演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在家中逝世，享寿97岁。他是德国名导马克斯·奥菲尔斯的儿子，自己也因拍摄关于“二战”的纪录片《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享誉国际影坛。
2015年，马塞尔·奥菲尔斯在柏林电影节领取终身成就奖。
《悲哀与怜悯》制作于上世纪60年代末，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发生在法国中南部大城克莱蒙费朗的故事。当时，法国沦陷，由纳粹德国扶持的傀儡政权曾短暂驻扎于此，稍后才搬迁至距离该地不远的维希。
奥菲尔斯用了两年时间走访当地居民，拍摄了大约90小时的素材，展示当地从普通上班族（教师、理发师等）到小业主再到上流社会顶层人物各个阶级中普遍都与纳粹合作、勾结的历史现象，彻底打破了“二战”后戴高乐主义者鼓吹的“大众抵抗”神话，即整个被占领的法国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对纳粹德国的抵抗。
《悲哀与怜悯》总时长达251分钟。
从历史上看，《悲哀与怜悯》是法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占时期集体记忆的首次电影化。在此之前，法国战后的主流话语只讴歌抵抗行为，而该片突出了法国人对占领者更为暧昧甚至是赤裸裸的合作的日常行为。
《悲哀与怜悯》展现了法国被占领时期普遍存在的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行为。
该片分为上下两部分，总时长251分钟，出镜的受访者达到三十多人，他们在解释自己当初的“合作”行为时，各有各的借口，包括对犹太人的仇视、与英国人的宿怨和对苏联的担忧等。该片原本由法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投资拍摄，但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半途而废，转而从德国NDR电视频道拿到后续资金，在1969年春季正式开拍。
剪辑完成后，《悲哀与怜悯》先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然而，看到马塞尔·奥菲尔斯交出的成果后，法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表示无法接受。理由是“法国人目前依然需要的那些神话（即法国和法国人一直都在抵抗纳粹德国），在这部电影里被摧毁了”。直到1981年10月28日，《悲哀与怜悯》才由法国电视三台播出，当天有2000万观众收看。
不过，在此之前的1971年，已有一些大胆的巴黎影院开始放映该片，超过四小时的片长未能阻止人们的观影热情，尤其是那些渴望了解真相的年轻人。《悲哀与怜悯》在影院上映87周，吸引了近60万观众。
在法国政界，不管看没看过影片，不管是什么政治立场，除了左翼之外，中间派和右翼政客都对该片不抱好感，认为这是对于法国和法国人的污蔑，甚至批评导演是叛国者。例如，时任法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董事会成员，后来当过卫生部部长、欧洲议会会长的政治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自己就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但按照她日后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当年她也明确反对该片公开播映，威胁说如果播出她就辞职，理由是拍摄者不够客观，只呈现了一个角度的观点。
在知识界，包括哲学家萨特、小说家米歇尔·莫尔（Michel Mohrt）等相对倾向“大众抵抗”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这部电影。与西蒙娜·韦伊持相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认为这部纪录片虽然推翻了“抵抗神话”，但同时也缔造了另一个神话，也就是合作主义广泛存在；而现实是选择抵抗的人和选择合作的人，都只是很小一部分（《烽火巴黎：1939-1944》 戴维·德雷克）。
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中也“出现”了《悲哀与怜悯》。
《悲哀与怜悯》也于1972年3月在美国正式公映。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中，重现了当时纽约文艺界人士排长队等候入场观看这部四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的盛况。
在当年4月举行的第44届奥斯卡奖上，《悲哀与怜悯》获得最佳纪录长片提名，不过最终却负于关注昆虫王国的生态纪录片《生物奇观》（The Hellstrom Chronicle），倒是那年的美国影评人协会授予了该片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马塞尔·奥菲尔斯于1927年11月1日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六岁那年，父亲马克斯·奥菲尔斯意识到身为犹太人处境堪忧，于是带着全家人逃到了法国，几年后也让小奥菲尔斯正式成为法国公民。没过几年，纳粹的魔爪又伸到了法兰西，他们全家人只好再次流亡，辗转来到好莱坞发展。在那里，老奥菲尔斯成了蜚声世界影坛的一代名导，拍摄了《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轮舞》《伯爵夫人的耳环》等作品。
纪录片《正义的记忆》聚焦越战主题。
战后，马塞尔·奥菲尔斯回到法国，子承父业。起初，他也尝试拍摄过一些商业剧情片，但结果都不怎么成功，只能转行当起法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新闻片、纪录片导演，没想到反而做出了不小成绩。
除了《悲哀与怜悯》之外，他还拍摄过北爱尔兰冲突主题的纪录片《失落感》（A Sense of Loss）、美国越战主题的纪录片《正义的记忆》（The Memory of Justice）等。
马塞尔·奥菲尔斯凭借《终点旅店》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在1988年的纪录片《终点旅店》（Hôtel Terminus）中，马塞尔·奥菲尔斯再次回归纳粹主题，将焦点对准了人称“里昂屠夫”的纳粹头目克劳斯·巴比。该片终获1989年第6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在此之后，他又将镜头对准两德合并、巴尔干火药桶等时事话题，十年前甚至还想过要和“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合作拍摄一部关于巴以问题的纪录片，但因为经费关系未能如愿。
2009年，奥菲尔斯和戈达尔在日内瓦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曾计划合作拍摄纪录片。
从主题来看，马塞尔·奥菲尔斯的作品多与政治有关。1977年，在接受《电影评论》（Film Criticism）杂志采访，被问及艺术家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时，他答道：“我认为政治确实渗透到一切之中，但我并不赞同萨特的观点——或者至少是他曾经持有的观点——认为艺术家必须‘介入’。诚然，我们做的每件事几乎都脱不开政治——并不是说我们在吃饭、喝酒、谈情说爱时就必须想着政治，但我反对那种汗流浃背的献身态度。我喜欢看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也喜欢读P.G.伍德豪斯的作品。而且，对于那些表演领域的艺术家来说，我认为他们更没有义务要‘政治化’。在艰难的时刻，音乐才是重要的。”
马塞尔·奥菲尔斯
至于代表作《悲哀与怜悯》在法国的遭遇，马塞尔·奥菲尔斯2012年接受采访时透露，当初法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曾为此事专门去请示已辞去总统职务但仍影响着法国政坛的戴高乐，究竟该如何处理这部让法国人“想起令人不快的真相”的影片。戴高乐的回答是：“法国不需要真相，法国需要的是希望。”
对此，奥菲尔斯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回答实在是既高屋建瓴又冠冕堂皇，但我和戴高乐将军所从事的并非同一种行业——我是拍纪录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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